当我们谈论电影如何介入现实,又如何在虚构与真实之间建立独特的观看方式时,阿巴斯·基亚罗斯塔米的作品总能提供最纯粹的范本。这位来自伊朗的导演用极简的影像语言,在二十世纪末的政治与文化夹缝中,开辟出一条通向本质的观看路径。

影像世界

基亚罗斯塔米的创作始于伊斯兰革命前的德黑兰,在儿童与青少年发展中心担任广告与教育片导演的经历,让他很早就意识到影像的教育性与诗意并非对立。革命后的伊朗电影审查制度严苛,却意外催生了一种独特的表达策略——将复杂的社会议题隐藏在日常生活的表层之下,用儿童视角规避政治敏感,用乡村景观消解意识形态对抗。

他的影像世界呈现出一种悖论式的丰富:画面越是简单,意义越是多义。那些在山路上蜿蜒前行的汽车、反复出现的”之”字形道路、透过车窗观看世界的视角,构成了他独特的影像符号系统。这些符号既是伊朗地理空间的真实呈现,也是关于人生选择与方向的文化隐喻。他拒绝提供答案,却在每一个镜头的停顿中,邀请观众进入思考的过程。

代表作品

#### 《何处是我朋友的家》(Khane-ye doust kodjast · 1987)

八岁男孩发现拿错了同学的作业本,为避免朋友因无法完成作业而被开除,他独自踏上寻找朋友家的旅程。基亚罗斯塔米用儿童的执着与成人世界的冷漠形成对照,在看似简单的寻找故事中,揭示出伊朗社会传统教育体制的僵化与人际关系的疏离。那条在山村间往复的之字形道路,既是地理现实,也成为道德探寻的视觉化表达。

推荐理由:用最纯净的儿童视角,抵达关于责任与善意的本质思考。

#### 《生生长流》(Zendegi va digar hich · 1992)

1990年伊朗西北部大地震后,导演驱车前往灾区寻找《何处是我朋友的家》中的小演员,这段真实经历被转化为一部虚实交织的影片。基亚罗斯塔米在这部作品中完成了对电影本体的元叙事探索——镜头记录的是寻找过程,也是对电影与现实关系的追问。非线性叙事结构将时间打碎重组,灾难的创伤与生命的延续在同一画面中并置,形成强烈的情感张力。

推荐理由:在灾难与寻找之间,重新定义电影的真实性边界。

#### 《橄榄树下的情人》(Zir-e darakhtan-e zeytun · 1994)

影片讲述在拍摄《生生长流》续集时,男演员侯赛因爱上女演员塔赫莉,却因贫富差距遭到拒绝的故事。基亚罗斯塔米再次运用”电影中的电影”结构,将创作过程本身变成叙事对象。那场在橄榄树林间的长镜头追逐,男主角从画面左侧追随女主角走向远方,摄影机静止不动,直到两人变成地平线上的两个黑点——这个五分钟的固定镜头,成为电影史上最动人的爱情表白场景之一。

推荐理由:用极致的克制,捕捉到爱情最纯粹的力量。

理解阿巴斯·基亚罗斯塔米:世界与镜头
理解阿巴斯·基亚罗斯塔米:世界与镜头

#### 《樱桃的滋味》(Ta’m e guilass · 1997)

中年男子巴迪驾车在德黑兰郊外寻找愿意在他自杀后埋葬他的人,途中与不同职业、年龄、族裔的陌生人对话。这部为基亚罗斯塔米赢得戛纳金棕榈奖的作品,将镜头固定在汽车内部,通过正反打镜头呈现对话双方,却从不展示两人同时出现的画面。这种叙事策略强化了存在主义式的孤独感——即使在对话中,人与人之间仍存在无法跨越的鸿沟。影片结尾突然切换到拍摄现场的彩色影像,打破虚构幻觉,将生死命题抛还给观众。

推荐理由:关于生命意义的追问,没有答案,只有过程。

#### 《随风而逝》(Bad ma ra khahad bord · 1999)

一名工程师来到库尔德斯坦偏远村庄,表面是工作考察,实则在等待一位垂危老人死去。基亚罗斯塔米将死亡仪式作为文化观察的切口,用大量远景镜头呈现人物在广袤自然中的渺小。影像符号在此达到高度凝练:手机信号只有在墓地山顶才能接收,现代性与传统、生与死、等待与行动,所有二元对立在这个设定中获得诗意的统一。

推荐理由:在等待中观看,在观看中理解生命的节奏。

#### 《十段生命的律动》(Dah · 2002)

十段发生在汽车内的对话,女司机与不同乘客(儿子、姐姐、离婚女性、妓女等)的交流,构成当代伊朗女性生存状态的切片。基亚罗斯塔米采用固定在仪表盘上的DV摄影机拍摄,彻底放弃传统摄影机的在场感,让演员在近乎纪录片的状态下呈现真实情绪。作者电影美学特征在此转向极简主义——不再是导演对影像的精心控制,而是为真实创造最低限度的框架。

推荐理由:用最简单的装置,抵达最复杂的内心世界。

观看的邀请

基亚罗斯塔米的电影从不试图娱乐观众,却在看似缓慢的节奏中,为愿意停留的人准备了丰盛的思想盛宴。他的作品适合那些相信电影不仅是故事容器,更是观看方式的观众——那些愿意在影像的留白处完成自我对话的人。当代电影工业日益依赖视听轰炸时,重返基亚罗斯塔米,或许能让我们重新理解,真正的电影力量来自克制而非过度,来自提问而非解答。